回顾∶江青随卫被约谈话，汪东兴：晚上抓几个人，知道是谁吗？

发布日期：2025-02-04 18:16    点击次数：198

前言：

江青随卫邬吉成出生于山西省神池县荣庄子村，参加革命后就一直待在部队。1945年，邬吉成被分配到中央警卫团，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新中国成立后，邬吉成又担起了保护外宾和专家安全的任务。

邬吉成

由于工作岗位的特殊，邬吉成接触到了一些常人接触不到的人物，同时见证了一些常人难以经历的事情。

周恩来弥留之际提出召见邬吉成

在进入中央警卫员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邬吉成从来没有见过周恩来，也没怎么听说过他。因为在基层，大家熟知的党中央领导只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

最开始的时候，邬吉成连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长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后来他立了功，得到一枚奖章，上面就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才知道他们的样子。而当时是副主席的周恩来的画像，他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人和他形容过周副主席的样子，所以他不认识也很正常。

在被安排给党中央领导门口站岗的时候，邬吉成也曾保卫过周恩来的安全，或许他一辈子也忘记不了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场景。

邬吉成（中）和张耀祠（左）、古远心（右）的合影

那天，邬吉成第一次到周恩来所在的院子外面站岗。在这里站岗和在前方站岗是不一样的，前方可以随处走动，观察情况，但在这里基本是守着一个地方不怎么动。

邬吉成记得在周恩来院子外面，有一口水井，井台上海装着轱辘，轱辘盘着绳子，绳子的另一头可以装水桶，可以通过转动轱辘从井里打水上来。之所以邬吉成对这个水井的轱辘有很深的影响，是因为他站了一会儿感觉一阵困意，便靠在了轱辘上。

这时，有一位穿着一件皮夹克的男子向这边走来，他步子很快，后面还跟着两个挎着手枪的卫士。邬吉成感觉男子像首长，但此人的穿着并不像其他根据地首长类似的粗布制服，不知该不该挡住他。

按照规定，遇到陌生的人是应该拦下的，可万一他就是住在这里的周恩来呢？邬吉成最后还是没有拦。刚刚那位到底是不是首长呢？把人放进去之后，邬吉成就一直嘀咕，他也不敢大意，换岗后他就立即报告给了班长。

邬吉成

“我站岗时进去一个人，我看他像一个首长，不像坏人就放行了。”班长听后感觉又气又急，他说：“那就是周副主席，你怎么连周副主席都不认识？”

邬吉成松了一口气，看来自己并没有放错人。班长之后给他讲了许多周恩来的故事，例如和警卫工作相关的崂山遇险。从那之后，邬吉成便认识了周恩来。

在之后的工作中，邬吉成一直从事警卫工作，也有更多的机会与周恩来等其他领导接触，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周恩来在弥留之际会召见他。

1976年是不幸和灾难的一年，也是转变中国历史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许许多多件大事，都深深都印在了邬吉成的记忆中。

周恩来与工作人员的合影（邓颖超后右是邬吉成）

这年1月8日，邬吉成和其他同事正局级在首都机场，开会研究那里的警卫事宜。会议刚进行没多久，众人被一阵电话铃打断。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警卫值班室打电话过来说，周总理逝世了，要他们立刻赶回城内。

在场的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到了，没人会将死亡放在和蔼可亲的周总理身上。在那一刻，听闻此噩耗的民众都沉重万分，但邬吉成则更痛一分，不仅仅是他对周总理深厚的感情，还有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

原国家安全部部长罗青长曾写文章记叙了周总理临终前召见他的场景：1975年12月20日，周总理和他交谈的过程中突然昏厥……

之后不久，就传来了周恩来去世的噩耗，所以所有人都把罗青长称作周恩来最后召见的人。但其实，周恩来最后召见的人正是邬吉成。

周恩来

那是1976年1月2日，周恩来逝世前6天。当时周恩来已经处在弥留之际，昏迷的时间大过清醒的时间。而就在这天中午，周恩来醒了过来，他一醒来便想要说话，看护的人急忙把耳朵凑到他的嘴边，最终听到他用极其微弱的气息说：“找WU……WU。”

看护人员可以确定周恩来要找的是姓wu的人，但中央姓WU的人太多，根本不能猜透想要找哪一个。看护人员猜了几个人的名字，都被周恩来用眼神否定了。最后，周恩来用尽了全身力气，又多说出了几个字：“钓鱼台的WU。”

人们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总理要找的人是负责钓鱼台警卫工作的邬吉成。在得到总理的肯定后，看护人员立即打电话给邬吉成。邬吉成收到消息后就急忙赶到了医院，但此时总理已经再一次陷入了昏迷。

邬吉成心里万般焦急，却只能在外面候着，一边等着，一边猜想召他来究竟是要做些什么嘱托和吩咐。时间一点点过去，大约到黄昏的时候，病房里面有人出来说：“周总理醒过来了。要先服点药，医生简单处理完你就可以进去了。”

周恩来追悼仪式上（鞠躬者为邬吉成）

可邬吉成最终还是没能见到周总理，病房又出来人说，周总理又昏迷了。在漫长的等待中，邬吉成去了楼门口的警卫值班室等候，一直等到凌晨五六点钟，邓颖超看到他还在苦等，便说：“总理还没有醒过来，你已经等的时间太长了，先回去吧，等总理醒来了，我再叫你。”

“好的。”邬吉成又请求道：“请让我在门外看一眼总理吧！”邓颖超同意了，邬吉成走到总理的病房外，因为门是半掩的，所以他能清楚地看到周总理消瘦的面孔，他内心思绪万千，最后敬了一个军礼离开了。

那天离开后，邬吉成就一直等待总理召见的命令，但没有想到等来的却是周总理去世的消息。后来回顾起这件往事，邬吉成做了一个大胆的猜测：“我负责着钓鱼台的警卫，而当时江青、张春桥、王洪文都住在那里面，我觉得总理要交代的事与‘上海帮’有关。”

江青让大家去掉臂上的黑纱

60年代，由于中共中央领导人经常进京开会，一些原来不归中央办公厅管理的场所，最终由中央办公厅接管了。因此，部署这些场所的事宜便提上了日程。

汪东兴

196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召集中办的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具体部署了钓鱼台国宾馆的管理和警卫工作。在经过分配后，邬吉成所在的内部警卫和武装警卫的同志就成了保卫钓鱼台的责任人。

钓鱼台之所以被中央办公厅接管，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这里办公，而且部分成员就住在这里面。

邬吉成接到任务时，这个小组的成员还只有陈伯达和康生，后来小组成员中又有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康生在钓鱼台国宾馆办公，在8号楼居住，而江青则住进了5号楼。

依照汪东兴的布置，邬吉成也住进了钓鱼台，以便保证钓鱼台的安全。刚进钓鱼台，邬吉成便收到通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和副组长都在钓鱼台，他们的安全和外出活动临时随车警卫工作，就由你们承担起来。”

邬吉成（前左一）

在江青住进钓鱼岛之前，江青的警卫工作是由汪东兴负责的，住进钓鱼岛后，汪东兴就将担子交给了邬吉成。而对于江青，邬吉成在转战陕北时做毛主席警卫员的时候就接触过。

那时候的江青很低调，中央给她安排了个协理员的职务，管首长身边的通讯员、卫士、勤杂人员，还担任了机关支部书记，但具体工作主要由副书记做。邬吉成对江青的最大印象是她非常喜欢骑马，不行军时也会骑着大青马跑一圈，那是贺龙送给毛主席的一匹良骥。

有一天，毛主席和往常一样下午三点起床后，便带着江青去河边散步，邬吉成和另外几个警卫人员就在后面陪着。到了河边，毛主席突然想起一件事，要和陈伯达交谈，便要邬吉成去接陈伯达。

负责毛主席警卫工作这么久，这还是毛主席第一次对邬吉成讲话，也许是太过紧张，也许是毛主席湖南口音的原因，结果邬吉成听了两遍也没有听清楚，于是多问了两遍。

邬吉成

跟在毛主席身边的江青不高兴了，对邬吉成发起了脾气。邬吉成年轻气盛，立即和江青回起嘴来：“我总得问清楚才好去接人吧。要不错了怎么办？你发什么脾气？”当时大家的关系比较平等，所以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新中国成立后，江青逐渐出现在大众的眼前，负责的工作也越来越多，身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脾气也愈发的古怪了，邬吉成对此也有所耳闻。如今邬吉成又开始负责江青的警卫工作，互相接触的机会变多，邬吉成保持着谨慎，小心翼翼地干着本职工作。

但邬吉成没有想到，他差点被江青送进秦城监狱。

1975年，原卫戍区警卫师干部惠宪军邀请邬吉成到自己家中小坐，邬吉成答应了。在闲聊中，惠宪军突然神神秘秘拿出一叠厚厚的材料，希望他能够转给毛主席。邬吉成干了一辈子的警卫工作，其中一些规定始终牢记于心，他以违反规定拒绝了惠宪军的请求。

邬吉成

然而过了没多久，清华大学的一份简报上发表了惠宪军的意见书，上面并附有“邬吉成支持”等字样。又过了一个月，汪东兴找到邬吉成，让他写关于惠宪军找他向毛主席递资料的检讨，而同时，惠宪军就出事了。

有人告诉邬吉成，江青本想通过这件事把他抓起来，但汪东兴极力保他，还说：“邬吉成从小当兵，他的情况我都了解，他绝对不会有那些问题的。”就这样，邬吉成的这次风波在汪东兴的保护下顺利过关。

就在周恩来去世8个月后，毛主席也与世长辞了，“四人帮”日益猖狂加紧了他们的阴谋。

9月30日晚上，常例的国庆招待宴会取消了，改为由北京市召集在天安门城楼开座谈会。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家领导人都到了场，邬吉成所在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中央警卫团41个人也参加了会议。

邬吉成（右三）向毛主席遗体告别

在会议上，江青突然提议要继承毛主席遗志，不应只讲形势，而要重在表现。她要大家去掉臂上的黑纱，一起学习毛选。“四人帮”的气焰很盛，邬吉成发现，一些人心情消沉，一些人却在做着针锋相对的努力。而邬吉成在这种氛围中，也渐渐觉醒了斗争的精神。

“晚上要抓几个人”

毛主席逝世后，邬吉成可以明显感觉到汪东兴来找他的次数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

10月3日，汪东兴突然将邬吉成叫到他的办公室，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他们有野心。”紧接着，汪东兴将这几天党内发生的事情说给了邬吉成。汪东兴为何将内幕说给自己听呢？后来邬吉成明白过来，那时的汪东兴就已经在考虑，将他收入即将采取的“特殊”行动中。

第二天晚上，汪东兴又把邬吉成叫到了办公室，一同被召去的，还有负责王洪文随卫的孙凤山。汪东兴先简单询问了一下钓鱼台“那几个人”的活动情况，接着问：“王洪文有枪吗？他平时是不是随身带着？”

汪东兴

听到枪这个词，邬吉成的神经被绷紧了，汪东兴这一问意味着什么，邬吉成的心里开始有点数了。

10月6日这天，江青召集原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人员，在毛主席居住的游泳池学习《毛选》。学习之后，江青和大家合影留念，大概觉得不过瘾，又带着一些人去景山公园摘苹果。也就是那个时候，中南海摄影师杜修贤拍下了江青摘苹果的照片。

就在这天中午，汪东兴的秘书给邬吉成打来电话说：“派你的司机小王，到某某同志处，接上他送至汪东兴同志处……”秘书一连说了好几个同志的名字，全都要他接到汪东兴那里。邬吉成搞不明白，到汪东兴那里，为什么会用钓鱼台的车？

汪东兴秘书打电话给邬吉成的时候，邬吉成那天正好不值班，因为唐山大地震的原因，他家的房子墙皮也被震脱落了，钓鱼台管理处要对宿舍楼粉刷修葺，所以他就叫了几个同志在家里帮忙，正好粉刷墙面时就接到了电话。

邬吉成（右）

邬吉成打电话让司机去接，自己仍旧在修葺墙面，到下午5点时，突然接到了汪东兴的电话。汪东兴说话的口吻极其严肃，让他立马到南楼。南楼是建在中南海南海东面船坞上面的一座楼，汪东兴就住在楼里。

接到电话，邬吉成连忙洗了把搞得一头土脸，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叫上司机直奔中南海。一进汪东兴房间，汪东兴立马站了起来说：“晚上抓几个人，知道是谁吗？”邬吉成心里一紧，还是点了点头。

汪东兴直视邬吉成的眼睛，说：“你负责外边，武建华负责里面。通知孙凤山来管理车辆，人下车后就把车调走。”邬吉成十分清楚，“里面”和“外面”指的是怀仁堂的里面和外面。汪东兴寥寥几个字，就将所有规划都布置完成了。

晚上，一切布置完毕后，邬吉成才意识到自己还未吃完饭，肚子早已经饿得咕咕叫了。为了不出差错，他来不及吃饭，到食堂抓了四个馒头给了司机两个，对付地吃了。

邬吉成

大约七点钟，汪东兴来到了怀仁堂，问邬吉成：“怎么样，都布置好了吗？都没有问题了吗？”邬吉成回答：“都布置好了。没有问题了。”紧接着，汪东兴作了进一步的交代：“等他们来了，把他们的随员安排在五间房，把他们的车子停在庆云堂。”

继汪东兴之后第一个来到怀仁堂的是叶剑英，见到邬吉成，叶剑英一边打招呼一边握紧了他的手，半天不松开，一个劲地摇，好像把所有期望都寄托在他身上。松开手的时候，叶帅说：“好好地注意啊！”更让邬吉成感觉到肩上责任的重量。

第二个来是华国锋，此时华国锋已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四人帮”第一个来的是王洪文，依次是张春桥和姚文元。按照事先安排，在他们下了车之后，邬吉成将他们的随员都带入了五间房，并向他们宣布了三条纪律：不允许离开房间；不允许和外面通话；不能喧嚷。

邬吉成

惊心动魄的一夜就这样过去了，邬吉成把所有事情都办妥后时间已经是早上七点多了。为了防止消息走漏，也为了顺利完成善后工作，邬吉成奉命将“四人帮”的家属安排在了新的住处。

粉碎“四人帮”后，邬吉成担负了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总统等重要贵宾来华访问期间的安全负责工作，直至退休。